尼各马可伦理学

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：我们做一切事情，最终是为了什么？医术的目的是健康，造船的目的是船舶，战术的目的是取胜——每一种技艺和实践都指向某种善。但如果这些善本身又服务于更高的目的，那么必然存在一个最高的善，一个因其自身而被欲求的终极目的。这个终极目的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”幸福”（eudaimonia）。

然而，”幸福”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充满歧义。有人把幸福等同于快乐，有人等同于财富，有人等同于荣誉和政治权力。亚里士多德逐一驳斥了这些流行观点：快乐是奴隶和动物也能享受的东西，不足以彰显人之为人的尊严；财富只是手段，本身没有价值；荣誉依赖于他人的认可，太容易被剥夺，而幸福应当是属己的、不易失去的东西。

这个定义是全书的枢纽。亚里士多德从”功能论证”出发：正如笛子演奏者的善在于吹好笛子，雕刻家的善在于雕好作品，人的善也应当在于人的特有功能的良好实现。这个功能不可能是营养和生长（植物也有），也不可能是感觉（动物也有），而只能是灵魂中包含理性的部分的实现活动。如果人的功能是灵魂的实现活动，那么好人的善就在于这种活动的出色完成，即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。

这一定义的深刻之处在于，它把幸福从”主观感受”的领域拉回到”客观实现”的领域。你是否幸福，不取决于你感觉如何，而取决于你是否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——是否把你的理性能力、你的德性潜能充分地实现出来。这是一种”完善论”的幸福观，也是古希腊伦理思想最具特色的地方。

既然幸福在于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：什么是德性？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类：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。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生成和增长，需要经验和时间，比如智慧、理解、实践智慧；伦理德性则来自风俗习惯的熏陶，是在反复的行动中养成的品质，比如勇敢、节制、正义、慷慨。

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，伦理德性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反自然的，而是通过习惯养成的。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，但这种能力必须通过练习才能实现。正如造房子才能成为建筑师，弹竖琴才能成为竖琴手，做公正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，做节制的事才能成为节制的人。”一个人的品质如何，就体现在他的实现活动之中。”这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最核心的洞见之一——你不是先有了某种品质再去行动，而是通过行动塑造了你的品质。

关于伦理德性，最著名的学说是”中道”。亚里士多德说，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之间的适度。勇敢是鲁莽和怯懦之间的中道，节制是放纵和麻木之间的中道，慷慨是挥霍和吝啬之间的中道，心胸豁达是虚荣和卑贱之间的中道。

这一点至关重要。中道不是说凡事取中间值，而是要求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场合、对正确的人、出于正确的原因、以正确的方式感受和行动。这是一种需要具体判断的实践能力，而不是可以机械套用的公式。因此，亚里士多德说，”击中中道是困难的，偏离中道却很容易”。真正有德性的人，是那种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都能恰到好处地行动的人，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，能准确判断什么是合适的。

但中道也不是相对主义。虽然具体情境中的适度需要判断，但德性本身是有客观标准的——它指向人的完善和幸福。有些人永远达不到中道，因为他们的品质已经败坏了，比如无耻、嫉妒、通奸、谋杀，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恶，不存在”适度”一说。

如果说中道是伦理德性的本质，那么”实践智慧”（phronesis）就是实现中道的能力。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谱系中，实践智慧占据着枢纽性的位置——它是连接理智与伦理、普遍与特殊、知识与行动的桥梁。

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五种理智德性：技艺（techne）、科学知识（episteme）、实践智慧（phronesis）、智慧（sophia）和理解（nous）。其中，科学知识是关于永恒必然之物的证明性知识，智慧是对最高存在者的把握，这两者都关乎”是什么”的理论问题；而技艺是制作的知识，实践智慧是行动的知识，这两者关乎”怎么做”的实践问题。

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知识，因为实践的对象是可变的、具体的；它也不同于技艺，因为制作有外在的目的（产品），而行动本身就是目的。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，”善于考虑对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”，不是在某个具体方面，而是对整个美好生活有益的事情。

实践智慧与伦理德性是互相依存的。一方面，所有伦理德性都需要实践智慧来判断具体情境中的中道——勇敢不是蛮干，节制不是禁欲，慷慨不是挥霍，其中的分寸只有实践智慧才能把握。另一方面，实践智慧也需要伦理德性的引导——如果一个人的品质败坏了，他的”聪明”只会变成狡猾，他越精明，做的恶可能越大。只有当一个人有着向善的品质，他的思虑能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实践智慧。

这一洞见对当代人尤其有启发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”智商”和”情商”的时代，但亚里士多德提醒我们，最重要的可能是”德商”——一种在具体生活中分辨善恶、做出正确选择的实践能力。这种能力不是靠读书就能获得的，而是需要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磨炼，需要好的习惯、好的榜样和好的制度环境。

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用了整整两卷（第八、第九卷）讨论友爱（philia），这在现代伦理学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如此看重友爱？因为在他看来，幸福不是孤独者的成就，而是需要在共同体中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的。”人是政治的动物”，这一命题在伦理学中的体现就是：幸福的生活离不开朋友。

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友爱：基于 utility 的友爱（互相利用）、基于快乐的友爱（在一起开心）、基于德性的友爱（因为对方是好人而爱他）。前两种都是偶性的、易变的，只有第三种才是完美的、持久的友爱。在德性的友爱中，你爱朋友不是因为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或快乐，而是因为他本身是什么样的人——你祝愿他好，是为了他自身的缘故。

亚里士多德甚至说，幸福的人虽然自足，但仍然需要朋友。因为人的善性需要在行动中实现，而对朋友行善比对陌生人行善更容易、更高尚；而且，人需要有人一起过有德性的生活，”独自生活是艰难的”。最深层的原因是：人的存在在于他对自身存在的意识，而朋友的存在是我们自身存在意识的延伸和补充——通过朋友，我们仿佛能从外面看到自己的善。

然而，如果说友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那么”沉思”（theoria）则是幸福的最高形态。在第十卷中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看似与全书主旨有张力的观点：最完善的幸福在于沉思活动。因为沉思是最高级的活动（理性是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），是最持续的活动，是最自足的活动，它因自身而被喜爱，包含着本己的快乐。

这就引出了一个困扰学者两千多年的问题：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的幸福观到底是”涵盖论”的（幸福是所有德性的实现活动的总和）还是”理智论”的（幸福就是沉思这一种最高的活动）？也许亚里士多德的真实想法是：人的幸福有两个层次——大多数人可以过一种政治的、伦理德性的生活，这是次一等的幸福；而少数有哲学禀赋的人，可以过一种沉思的生活，这是最完善的幸福，因为它最接近神的生活。